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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家扬（.3.12-.1.19）浙江宁海人；曾任浙江省政协主席、省委常委、副省长；曾任杭州大学校长，创办浙江树人大学并任校长；曾任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创会会长。
丑丑写在前面：
年1月19日，岁高龄的王家扬老先生驾鹤西去。
对于后事，他在遗嘱中交代：“后事从简，不打扰人，不留骨灰，撒到茶园做肥料”。
子女们严格按照他的遗嘱执行，将老人的骨灰撒到了他走出家乡参加革命翻过的第一座山——天台山华顶茶园，和他生活了四十年的龙井茶园，没有惊动任何人，两天时间便办完了全部丧事。
六个子女中，第五个孩子王小宁在老先生晚年一直陪伴在身边。
听王小宁老师回忆父亲的故事，鲜有见诸报端，又植根记忆的深处，真实的、有爱的故事，一次两次三次四次，听不过瘾。
这些故事，听得我时时忍不住挺直腰背。这颗心，也随着这些故事，跌宕起伏，缓缓沉入星辰大海。
讲述
王小宁
主笔
丑丑
01我记住了，不能欠
年，我18岁，刚参军不久，接到父亲一封信。
父亲很少给我写信。但那信里，他把我臭骂一顿。
有一个上海知青，写信给我父亲，说我欠他15块钱没还。
父亲不问情由，写信狠狠骂了我一顿。
其实，我根本没借他的钱。
当时，我们有六七个知青关系比较好，记不清是哪个同学家里有事要“逃跑”回家。
刚下乡时，知识青年没有探亲假，也不准事假，只能逃跑。
我就提议，大家凑些钱给他，帮助他逃跑。那位上海知青也参加了凑钱。
年底，我也逃跑了，是真正的逃跑，谁也没告诉就跑了。去当兵，跑得一去不回。
因为我的那个提议，那位上海知青就认定我欠了他的钱。
他找不着我了，就给我父亲写信告状。
父亲在信里骂了我一顿后，说这个钱我已经替你还上了，从此你再不能做这样的事了。不能欠。
这么多年，这事一直到父亲离开，我也没解释过。但我记住了，不能欠。
父亲去世时，我为他换上一套我熨烫好的寿衣。
寿衣是一件缝补改过的旧衬衣，一件父亲穿了多年的中山装。那件中山装，父亲只在会见外宾和参加重大活动时才穿。
浑身上下，只有父亲脚上那双布鞋是新的。
父亲走的那天，杭州出现第一例新冠肺炎。
1月21号送走父亲，23号武汉封城。兄弟姐妹们各回各家。
疫情期间，我一个人在家待着，处处都是父亲生活过的痕迹。
院子里有一棵老梅。往年，只要天气好，父亲都会到院子里走走，看看老梅。
我也会剪几枝梅花，放在他的案头。
我们父子都喜欢写毛笔字。父亲走后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每天写六七个小时的毛笔字，隔窗看看梅，阖目想想心事打发着时间。
我想起，父亲一百岁寿辰的时候，给我留的任务，还有一半没完成。
02全家八口人散在七个省
小时候爸爸妈妈特别忙，很难见到他们。通常，他们下班回家我们都睡了。
到了七岁，我就住校了，在北京育英学校读书。
学校离家很远，礼拜六吃过中饭，要向看门的大爷出示准假证，才放我们离校回家，周日晚上再返回学校。
小学时期每周末都要走回家我妈妈不会管钱，我爸爸从不摸钱，可我从小就摸过钱，后来还管过一段时间钱。
妈妈每周给我两毛钱，是周六回家坐公共汽车的钱。
真舍不得花。为了攒下这两毛钱，我常常不坐车，约了同学一起，从学校走到家，边走边玩，要走三个多小时。
我是有算计的，一毛五用来买书，五分钱用来买根冰棍儿。
我们兄弟姐妹六个，我是老五，年生的，上面两个哥哥两个姐姐，下面一个弟弟。
我算是我家的高消费。他们不住校，这两毛钱都没有。
父母收入每个月加起来三百多，八口人，加外公外婆，再加一个阿姨，全家有11个人吃饭，逢年过节或是亲戚遇到困难，还能给老家寄点钱。这在当年，应该算是相当富裕的人家了。
但我家过得并不宽裕。
难得的全家福我妈妈管不住钱，是因为她太大方了。
文化大革命时，妈妈在家养病，经常会接济胡同里一些生活困难的家庭。
特别是过年的时候，让我们给困难的家庭送钱去。
人家不肯要，她就叫我和弟弟天不亮就去排队买不要票的肉。
大冬天的，哆哆嗦嗦排很久的队，买了肉给人送去。年年都这样。
经常到了月底，妈妈对着爸爸两手一摊，说，没钱了，怎么办？
爸爸一辈子不摸钱，但每个月有两笔固定的开销，妈妈一定给他留起来。
一笔是烟钱，一笔是买书的钱，一个月15块。
年秋，父亲和母亲年12月，妈妈高血压、脑血栓导致偏瘫。
年，妈妈第三次发病，全身瘫痪，言语失调，从此不能说话。
医院的时候，爸爸去了河南信阳罗山农村五七干校，哥哥姐姐陆续下乡、工作。
我开始在家“主持”工作，和弟弟一起照顾妈妈，我还负责管钱：每个月，到机关把爸爸妈妈的工资领出来，给爸爸寄点，给下乡的哥哥姐姐寄点，安排好我们三人的生活，买药，请医生……每个月还能存点钱。
爸爸写信套用《红灯记》里的戏词夸我：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
只有十四岁的我，很有成就感。
六九届是下乡最彻底的一届，没有任何选择，只有内蒙、云南、黑龙江的农村在等着我们。
因为妈妈瘫痪，我要照顾她，所以我有理由不下乡，也没人来做我的工作。可是妈妈为不“耽误我的前程”，背着我，约老师到家里来，偷偷注销了我的户口。
年9月18日，我登上了去黑龙江兵团的知青专列，离开了北京，离开了妈妈。
走的那天，妈妈让人推着她，一直送我到大门外，笑着吃力地向我扬起那只抬不起来的手。当我拐进另一条胡同时，我听见妈妈压抑的哭声。
我没有勇气回头，就这样走了。那年我十六岁。
我走后，家就散了。
妈妈在我下乡两个月后，也被赶回了江苏老家。
从此，全家八口人分在七个省。
03妈妈在千里之外
妈妈一个人在江苏生活了两年，照顾她的人都是以前一起打游击的战友的孩子。
妈妈不会说话，但是能写能看也能听。写信，成了妈妈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。她每周都会给六个子女，还有爸爸写信。
对妈妈来说，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。写得非常辛苦。
孩子们年纪都不大，散落各地，努力生存。给我们写信，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母亲，对孩子们最大的守护。
我的工资一天一块两毛五，没有礼拜天。发了工资就买百十张邮票。
我每天给妈妈写信，有时能写八张纸，正反面全写满，字写得小小的。讲笑话，编故事逗妈妈开心。
每次妈妈收到我的信，总是看了一遍又一遍，边看边笑，笑完了又哭。
年5月，播完大田，我请假去江苏看妈妈。
东北还在下大雪，我穿着大棉裤出门，到了江南，已经是暮春了。热死了。
我陪了妈妈一个月，每天陪她说说话，给她按摩，喂饭。妈妈没了咀嚼能力，必须要嚼碎了喂她。
年12月，我在部队接到爸爸一封很短的信，让我去哈尔滨当兵。
入伍前，我又去江苏看妈妈。
连队的土井塌了，每天都要派人开着东方红拖拉机，去八里外的营部拉水。
天寒地冻，零下三四十度，滴水成冰。每天轮班烧拖拉机的底盘，烧热才能发动。
离开连队那天，该我轮班。凌晨三点，起床，趴在雪地里点火，烤车，两三个小时，终于把底盘烧热。点着火让车一直发动着，然后步行三十华里（15公里）赶到团部坐长途车。
东北的冬天，昼短夜长。我一个人走在墨汁一样浓稠的夜里。积雪很厚，寒风呼呼呼地直往脸上拍，深一脚浅一脚走了三个多小时才到。
等到了部队才得知：我的当兵手续还没办好，当兵的梦就这样破灭了。兵团我是坚决不回了，索性去江苏照顾妈妈。
没想到，刚到江苏就接到部队通知，要我马上去部队报到。
离过年只有几天时间了，真舍不得妈妈，可妈妈一定要赶我去部队报到，还给我买好了火车票。
听妈妈的话，腊月二十八出发去哈尔滨。到部队那天是年2月6日，正好是除夕。
在部队一待就是15年。
年，我们四兄弟，右一是我04妈妈给我的最后一封信
爸爸在五七干校，查来查去查不出什么问题，年，他和妈妈都回了北京。
回到北京，妈妈依旧每周给还在外地的孩子们写信。
年5月，爸爸带着妈妈，从北京调到杭州工作。
我在东北当兵，其他兄弟姐妹在北京工作。
爸爸白天上班，晚上回来自己照顾妈妈，给她擦身、洗澡、按摩、喂饭。不管爸爸多晚回家，妈妈是一定要等爸爸回来才吃晚饭。
妈妈45岁卧床，瘫痪15年，没生过一个褥疮。
七十年代，父亲母亲在杭州年，黑龙江发大水，我随部队到中苏边境抢收小麦，接到电报说妈妈病危。
我请假回到杭州，医院日夜陪护妈妈。
探亲假只有二十天。二十天很快过去，部队发电报，催我归队。
我没有回，一住就是三个多月，期间部队捎信来说：再不回去要严肃处理。
我知道妈妈没有多少时间了，在孩子们还未成年时妈妈就病倒了，她哺育了我们兄弟姐妹六个，自己却几乎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。我心想，就让我犯一次错误吧，就算是开除军籍我也认了。
我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当儿子，给妈妈按摩，陪她说话。
我妈挺怪，谁陪她，她都烦躁，我在就可安静了。三个多月我守在床边寸步不离。
兄弟姐妹们打外围，取饭送尿布，也很忙。那时候没有尿不湿，也没有烘干机，破被单裁成一条一条的尿布，拿回去洗，洗完晒干了再拿来。没有太阳时就放在煤气灶上烤。
爸爸每天上班前，会到妈妈床前站一会儿，晚上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看妈妈，在妈妈病床前站很久很久。
照顾了三个半月，我说想把妈妈带回北京，爸爸同意了。
临走前一个晚上，爸爸把我叫回家，拿出一张存单交给我，有一千两百多块钱。他说：“这是我和你妈妈所有的钱，你带到北京给妈妈花。”
我拒绝了，没拿。
11月，杭州还是深秋，北京已经冷了。
我把妈妈带回北京第八天，她就走了，刚满六十周岁。
妈妈走的时候，爸爸在主持会议，赶不回来。
爸爸不让惊动任何人。
弟弟王小阳当时在当海员，漂在大洋上。爸爸也不愿通过关系，让他回来。
后来，爸爸交给我一封信。是妈妈给我写的最后一封信。
我一看，就知道妈妈写了很长时间。
写一段，写不下去了，又换一行。一句话没写，又放一放，写一个字又写不下去了。
这封信断断续续写了很多日子。字歪歪扭扭，句子也不连贯。最后一行只写了一个字。
这封信写于年年底，我在哈尔滨当兵。
妈妈心里一定有很多话想叮嘱我，她努力地想写，但实在写不动了。
看到妈妈这封没有写完的信，心里很难过。脑海里总是出现那幅场景：妈妈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床上。
我回来休假，烧饭、搞卫生的时候，妈妈一个人躺在房间里。
有时候，我会扶她到躺椅上，或者轮椅上坐坐。
年年初，我回家探亲。冬天天黑得早，我到的时候是傍晚，妈妈的房间很黑，没有开灯。
我以为阿姨推着妈妈出去了。找了一圈，没找着人。
再回到屋子，看到妈妈安静地躺在床上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盯着黑暗。
妈妈听到我回来了，听到我在找她，但是她没法说话，只能睁大眼睛静静地等着我找到她。
那一刻，很难受。觉得自己没办法在妈妈身边尽孝。
从年9月18日到年年底，妈妈给我写了几百封信。我把它们装订成册，跟了我多年。
家搬来搬去，最终遗失了。很遗憾。
探亲回家陪妈妈05晚年父亲主要做了两件事
年1月1日，我退伍回到北京。
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，照顾并送走了四位老人，包括孩子的外公外婆，太奶奶太外婆。
这十年，也因此换了很多工作，刚退伍的时候在北京友谊宾馆洗衣服，后来到残疾人杂志社，再到全国台联。
到了年，送走孩子外婆后，终于可以歇下来松口气，想想父亲快八十了，身边需要有人照顾。
我就来杭州陪父亲。
爸爸妈妈对六个孩子都不偏不倚，我的兄弟姐妹都孝顺，只是我在他们身边的时间长一些，爸爸的事情知道的也就多一些。
晚年，父亲主要做了两件事：教育和茶。
我在他身边，自然而然也跟着做这两件事。
中国的茶文化几千年了，茶很包容，不分人种、不分性别、不分国籍，又和人的健康密不可分。
父亲在茶界影响很大，但喝茶不讲究，一般上午一杯绿茶，下午一杯绿茶。什么茶都不拒绝。
年，父亲在浙江新昌和茶农一起采茶年，我到杭州考察。发现两件奇怪的事：第一，作为中国茶叶中心的杭州，新开不久的茶叶市场变成了副食品市场。挂的是“茶叶市场”的牌子，卖的是油盐酱醋；第二，政府组织茶叶展览既不成规模，又冷冷清清，勉勉强强只办了一届。
我走访和请教了茶界的许多前辈、专家，他们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议，我也有了些自己的想法。我的想法得到了爸爸的支持，许多前辈朋友都支持我在杭州组织“中国国际茶博览交易会”。
我花了18个月的时间来筹备茶博会。
年，第一届“中国国际茶博览交易会”开幕。年，茶博会组织了第一届“国际名茶评比”。
我由此与茶结缘，也从此离父亲越来越近。
06不准杀老母鸡还要喂肥下单
我家还有个“老七”，叫孟云生。他比我小一岁，是父亲调杭州后跟随时间最长的秘书，后来是中国美院副院长。
四十年过去，我们全家依然习惯叫他“小孟”。
四十年来，小孟对父亲的照顾，比我们子女加在一起都多。
听小孟说，每周一，他会在父亲的办公室抽屉里放两包烟（年后父亲就戒烟了），这是父亲唯一的个人消费。
每次去外地出差，离开前，父亲都会再三向他确认，伙食费交了没有？直到确认缴清伙食费才离开。
经常有以前的战友来看望父亲，父亲请客，没有一次用公款，都是自掏腰包。
出国出差，有50美元补贴，他也从来不用。
八十年代，有一次请香港客人吃饭，除小孟外，还有树人大学的副校长毛树坚，政协秘书长冯孝善。
餐后，父亲说，小孟工资低，饭费我们三人平摊。
年3月，小孟看望父亲母亲走后，父亲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，连阿姨都不请，自己照顾自己。
我到杭州后，为了让他请个阿姨，做了他十年的工作。
父亲一个人生活，除了交党费，花不了啥钱。他把省下来的钱全捐了出去。
以前父亲捐款，从不告诉子女。
树人大学成立后。年的一天，我在《工人日报》上看到一篇半个版的报道，报道父亲拿出自己的积蓄，发起成立“浙江树人大学教育基金会”。
近百张贴花储蓄（20元一张），托司机孙师傅全部取出来，捐给基金会。岳王储蓄所专门抽人，用算盘算利息，很复杂，花了两个多小时，算出来一共有一万九千多块钱。
我大致算了一下，这是自母亲去世后，父亲每个月的工资结余，攒了那么多年。
年6月，父亲以浙江树人大学董事长后来，父亲又在树人大学和家乡宁海县分别捐资设立了“王家扬树人奖学金”、“王家扬奖教奖学基金”。基金每年拿出两万五，给家乡宁海和树人大学的老师和学生发奖学金，各一万两千五。
原本有位很有公益心的朋友帮他管理着。管了十多年，朋友年纪大了，年交给我来管。
交到我手上的时候，基金账户有47万。
父亲说，这是老母鸡，让我帮他喂肥，不准杀，还要帮忙下蛋。
我从年管到年，每年奖学金涨到五万，树人大学和宁海各二万五。
父亲每年将工资结余交给我，到了年，账户上有了86万。
年5月，父亲在树人大学绍兴杨讯桥07父亲突然说，捐少了
每年春节，父亲会给我很多个牛皮纸信封，让我数钱。有慰问金、节日费，还有他每个月剩余的工资，几块几毛几分的。
年，父亲的住处从西湖边搬到了城西，我给他出主意，要不把你的钱一次性捐掉吧。
他把钱分两半，25万捐给树人大学，25万捐给宁海教育局。
年9月，父亲参加宁海中学60周年校年有一天，我正在客厅写字。
父亲一个人爬上阁楼，认真地对我说：“捐少了。”
我问他什么意思。
父亲说：“树人大学每年都给离退休老人发福利，从以前几十块到几百块，再到几千，春节现在要给我一两万红包，还有高温费。如果我不收，反而让大家为难。这个钱，我算了一下，这么多年加起来不止25万，我要还给树人大学。”
那年十一，阿姨不在，姐姐一家回山东了，就我一个人在。
父亲说，你要帮我数钱，我这里凑够了20万，你再给我添5万。
一叠工资条，一叠信封，特秘密，就我俩关房间里数，司机秘书都不让进。
我也养成习惯了，数得特仔细，每一分钱我都数得清清楚楚。
他说就是20万没错的。可我数来数去都不到19万。
父亲说差多少，你给我贴，我到时候还你。
我凑够了25万，捐给树人大学。
到了年底，父亲终于想起来了，原来是孙子结婚，他包了红包了，所以金额不对了。
给树人大学捐了25万，父亲又说，要给老家宁海也捐25万，否则不公平。
我说，我又不是印钞机，我没那么多钱啊。
父亲说，你不要害怕，我自己存，存够了再捐。
过了些年，工资有些结余，父亲又捐五水共治，说这是大好事。
我开玩笑说，您能数出五水是哪五水吗？父亲说你不懂。
父亲让我把几本存折的总数告诉他，一共万。
他说：“五水共治，为民造福，我把万全捐了，共产党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嘛！”
其实，宁海和树人大学根本不缺这点钱。但我了解父亲，他捐的不仅是钱，而是他的情感。
年3月28日，宁海教育基金会教师代08我给他提了个条件：不要告诉父母
年7月，甘孜稻城亚丁，一个藏族小伙子给我牵马。
我说你不好好读书，跑山上干活。
他说我在读书的，暑假来挣点钱，家里没钱，哥哥没书读，就供了我一个人。
他是西南民族大学的学生。
这是我第一个资助的贫困大学生，叫生根。
后来，我专门去成都看他，请他吃了顿火锅，给他交了学费。
我给生根提了一个条件，不要给父母和同学讲我资助他的事情。
突然有一天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很陌生，一看是甘孜的电话，就接了。
是亚丁冲古寺的益西彭措喇嘛，他说话带点口音，一直说你是好人你是好人。
听了半天我才听明白，他是生根的舅舅。
我在QQ上跟生根说，我嘱咐过你不要告诉爸妈啊，为啥还说呢。
他说我没告诉我爸妈啊，我告诉了我舅舅。
生根一直管我叫爸爸，现在我们还有联系。
我有个原则，和资助的大学生不见面。生根是我唯一见过的孩子，也是唯一的男生。
每次到云南看茶，我都会问问当地的朋友，有没有贫困大学生需要资助。
我建了一个群叫五十六，56个民族嘛，不少热心人知道后也和我一起资助这些孩子。前前后后资助了三十多个孩子。有些是半道捡的，资助的人半道撂挑子了，我就接过来。
每资助一个人，我就转发一个故事给他们看，告诉他们：将来在你们有能力的时候，也要去帮助别人。
仅此而已，其他我就不多说了。
去大理南涧县无量山看茶时，听当地民政局的干部小茶说有个女孩子，叫小丹，是彝族。
小丹的爸妈都是老师，在一次车祸中双双去世，爷爷把她拉扯大。
小姑娘争气，考上了昆明的大学，学旅游。
资助她到大学最后一年，要开学了，突然找不到人了。急得我呀，让小茶帮我找。
找到这个小姑娘，她特懂事，说：“爷爷，这个学期你不用给我钱了，我申请到补贴了，你不用再给了。”
我告诉她，你申请到的是你应该得到的，我答应你的四年学费，是我要给你的。你自己安排好生活。
小丹毕业后留在昆明工作，有了男朋友，长什么样我不知道，从来没见过。
我那时候还在上班，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捐助，一年几万块钱，多了我也拿不出。
现在退休了，老了，不接了。挺想资助到56个孩子的，没能做到，留点遗憾吧。
09一觉醒来是凌晨两点我起床就走了
我喝茶跟父亲有很大关系，从啥时候开始喝的，记不清了，我只知道越喝越浓，谁现在要给我泡绿茶，一般抓一把还得再加一点，再加一点，还不让多倒水，必须要够浓烈才过瘾。
以前都用古老的罐头瓶喝茶，渴了就喝，渴了就喝，养成了一个毛病，临睡前如果不喝茶，睡不着。
白天太忙，没时间喝，晚上一个人的时候，打开灯，泡杯茶，翻开书，是最享受的，喝着喝着就睡着了。所以，有人说喝茶睡不着，我不太能理解。
我喝茶都用大杯。杯子太大，喝着喝着容易凉，就用微波炉热一下。人家说微波炉热茶，成分会被破坏，破坏就破坏呗。我喝茶没那么多讲究。
开车出门，总是挂一大壶茶。六十岁前，经常一个人长途开车出去找茶。一天不吃饭，一路上就靠这壶茶提神。我会带点咖啡，放点糖，防止低血糖，加油的时候，我就续。
最长记录一口气开了26个小时。最远开了公里，16个小时从杭州开到南宁。60岁的人，不吃饭，不会脑供血不足，还不会犯困。
我看茶看不懂，但我可以看人，跟懂的人学就行了。我结交了很多国内外的茶朋友。
很多茶农都很质朴，世代住在山里，一代一代传承手艺，埋头种茶。他们才是真正的茶人。
我最后资助的一个贫困大学生，是拉祜族的一个小姑娘，她奶奶娜米大字不识一个，却是当年勐海茶茶场拼茶的好手。
我和很多茶农都成了好朋友。武夷山的13个传承人，我一个一个去拜访学习。
第一次去怒江，交通很不便，学校机关都迁出来到六库，旧的学校机关全荒废了，树都长到屋子里。
住宿的旅店女主人是独龙族的，下午带我去看茶，晚上在火塘边又弹又唱，很开心。
一觉醒来是凌晨两点，起床我就走了，出发继续上路。一个人出门，想走就走，想停就停，自由自在。
年，我一个人开车连续走了12个省。
第一站去安徽，看太平猴魁。然后江西、河南、陕西、到四川阆中、重庆、贵州、云南，再从广西到广东看凤凰单丛。
我3月15号杭州出门，4月28号到武夷山看岩茶，前后走了45天。
云南的国道都是石头路，我沿着澜沧江走，下午四五点的时候，看到路牌上写还有17公里就到晚上的住宿地，我挺高兴，终于可以按时吃顿饭了，太好了。
没想到，这17公里足足走了七个小时。
路上遇到一座漫水桥，正是汛期，山上冲下来的水漫过桥面，宽宽的河面，根本不知道路在哪里。
岸边停满了车，越野车、运输车都不敢过。
我停好车，先慢慢走过去，再走过来，把路探好，才敢把车慢慢开过去。
越野车，运输车都没过去，我一个富康车过去了。
第二天一看，我的黑车变红车了，全是红泥。
10父亲写的最后一幅字
年，父亲快九十岁了，我陪他去青岛参加国际茶文化研讨会。怕他累，我没让他住宾馆，安排住在朋友家。
结果父亲执意跑去宾馆，把海外参会茶人名单拿到，一个一个上门去看望。
我说您这么大年纪了，又不是会长了，就别去了。
父亲说，他们都是客人。我要去。
来自世界各地的茶人朋友们都很感动，说王老是没有国别的人，感到非常亲切。
我不懂茶，父亲喝茶也不懂茶，但是他能把全世界茶的圈子围在一起，大家都喜欢他。
97岁的时候，父亲写下《甲午寄言》：
茶之事，千秋之事，万世相传；
茶之功，朝夕相伴，天下一家；
茶之继，承前启后，群策群力……
这是父亲写的最后一幅字。后来写不动了，就不写了。
但父亲依然心系茶事。
百岁那年，浙江省医院看他，父亲拍着腿对乔主席说：我都好，只是腿不好，走不动了。
乔主席拉着父亲的手说：已经走了一百年了，您就让它歇歇吧。
父亲走不动了，我这个儿子替他继续。
有一年，我在茶博会上看到，好家伙，居然还有“道光年间”的茶。
我自己存的茶我知道，那些吹得神乎其神的茶，我可不敢喝。
现在很多茶，说放了多少年多少年，贵得离谱，这已经远离茶的本质了。
真正的好茶，应该是能喝的茶，好喝的茶，百姓喝得起的茶。
茶的本质，就是用来喝的，不是用来存的，也不是用来炒的。
同样，如果一款茶叶，它的产量年年都在长，多半是假的，茶树就这么多，你这增加的产量哪儿来的？
年，我注册了广道茶业公司，想通过它推广正道的茶文化。几年下来，也没做几笔生意。
茶人广道，道者无形，只做能喝的——安全的茶；好喝的——有品质的茶；喝得起的——不贵的茶。
不要让茶承载过多的内容，让茶回归茶的本质。这是广道的初心。
广道的目的，就是让喜欢喝茶的朋友，能放心地喝到一泡自己喜欢的茶。
我已经六十多岁了。知道什么是好茶，但做不动了。这些年，我一直希望有个人能把这茶的事业相继下去。碰不到。
年7月，我认识了茶友小杰。
小杰心善且正，不仅爱茶，还好学。
我们一见如故。
小杰有人生阅历，又有女性细腻的情感，她能和茶对话，能细微感受到每泡茶里的不同乾坤。
她身上有很多我所不具备的优点，不仅能力强，而且很有想法。
我和她一起去看茶，一个山头一个山头跑，我想把我去过的地方都带她去走一遍，认识些做茶的人，结识一些茶朋友。
前段时间，我眼睛出了点问题，就由我太太带着她去跑茶山。
小杰特别能吃苦，有毅力和恒心。
我们虽然才认识两年，非亲非故，但我决定把广道交给她。
我要求她永远不要用茶牟取暴利。要通过茶这个载体，推广茶文化的精神，就是父亲从陆羽《茶经》里总结出来的“清、和、俭、怡、健”五字精神。
我相信小杰能把广道发扬光大，走得更远更长。
11用一款茶一对杯纪念父亲岁
年是父亲的本命年。年，我收了点云南布朗山百年古树茶料，但想不好做什么，就先存起来。
转眼就到了年，父亲快一百岁了。
我和父亲说，有一批茶，我想做成百岁纪念茶。
父亲说，好啊好啊，可以拿来捐掉。
好吧，那就捐掉。儿子听话照做便是。
著名书法家刘江书”茶“字，用做百岁茶年1月份，我去景德镇看望好朋友藤町。一起吹牛，我讲了要做“百岁茗翁”纪念茶，用我收的年布朗古树原料制成生普，每套七饼，一饼克。
拿啥喝呢？藤町出主意：做一对同福同寿杯吧。我说，那就听你的吧。
藤町欣然受命，自己设计，自己配釉，晶釉原矿，一白一黑。白色是福，黑色是寿，男人黑色，女人白色；外加一个竹质茶盒。
藤町是个奇人。杭州人，家里上几代都是搞书画的，是艺术世家。
近十多年，藤町却着了魔似地钻研陶瓷。
十几年前，藤町去敦煌，看到洞窟里的壁画，被震撼到了，发愿要保护敦煌艺术。
敦煌壁画风化严重，保存不了多少年了。藤町想通过陶瓷，让敦煌艺术永远保存下来。
从此，一头扎进去，成了“敦煌痴”。一个二级教授，从此变成窑工。
他朝圣一样，把中国历代各地著名的窑口一个一个看过去，废弃了的都去看，去研究。又去印度、尼泊尔，沿着佛教传播的路线仔仔细细走了好几遍，去感受佛教文化。
藤町一幅画能卖几十万，但他现在很少有时间再摸画笔了，苦苦研究了十多年，保存敦煌艺术，用陶瓷复制敦煌壁画，发明了“泥中彩”。
他几近“倾家荡产”，创烧了“敦煌唐盏”：花开的声音。把敦煌艺术，表现在盏上。
“唐盏”艺术成就之大，我认为，前无古人。它属于艺术再创作，而不是艺术形式的简单复制。
敦煌研究院的院长樊锦诗，去年“国家荣誉奖章”获得者，被称为“敦煌的女儿”。她保护了一辈子敦煌艺术。
樊锦诗看到这个唐盏，惊呆了，它缘起于敦煌的艺术，又拓展了艺术空间，超越了时空，承继和发展了敦煌艺术。
那年大年三十，藤町带着刚出炉的同福同寿杯样品赶到杭州。
他开了个老破车，车轱辘都快掉了，说回来给岁的奶奶烧碗面吃，奶奶要过生日了。
我一看样品，一黑一白，简直太好了，无论是器形还是色彩，我都非常满意。
初五还没到，藤町又赶回景德镇干活去了，父亲是3月12号的生日，怕赶不上。
工人要回家过年，他给工人双倍工资，把他们留下来，终于赶在二月底烧出2对杯子。
我用对配“百岁茗翁”茶，自己存了三套。
本来如果做套杯，要求就没那么高，一高一矮，一胖一瘦都可以。
但我要的是一对，就很难，器形一模一样，还要一黑一白。陶瓷中，黑色是最难烧的。
成品率很低，烧了多套，勉强对出了2套。
“王家扬先生百岁纪念茶”终于赶在父亲生日前准备好了。定价元人民币一套。
父亲挺高兴，说又有得可捐了。
当年卖了0套，都是海内外的茶人朋友分享了。
这0套的盈利部分，一部分用作年的“第11届国际名茶评比”活动经费，还有一部分捐给了“世界茶联合会”，在藤町的名坊苑工作室成立了“世界茶联合会陶瓷艺术中心”。
和父亲聊天，我说想做一个课题：茶与器。
父亲觉得挺好的，经常和我聊起这个话题。还叫来藤町，要听听他的想法。
茶与器，密不可分，相依相生，又相互成就，都能让对方呈现最美的状态。好的茶器，能让茶的汤色得到淋漓的展现，又能让品茶者获得更好的口感和体感。
同福同寿杯，一黑一白，盛上茶汤摆在那儿，一个沉稳，一个剔透。
“百岁纪念茶”现在还剩套左右。剩下的这些，今年拿出来继续结缘。卖了，还是要捐出去。这是父亲的心愿。
也想为藤町的梦想出点力，让敦煌艺术瑰宝可以传承下去。
为了敦煌艺术，这些年，他倾尽所有，两袖清风，连房子都卖了。
藤町有四个怪癖：别人能仿的不做；洋人做过的不做；古人做过的不做；自己做过的不重复做。
他为“百岁纪念茶”设计制作的同福同寿杯，已是不可能再复制的珍品。
12兄弟姐妹约定两条规矩
父亲晚年大部分都待在家里，不喜欢打搅别人。只要不下雨，他都喜欢到院子里走两圈，看看那棵老梅树。
早上起来打理好自己，写一个小时毛笔字，八点下楼吃早餐，生活很规律。
后来字写不动了，就改为看书，每天早上看一个小时的书。
父亲不喜欢麻烦别人，什么事情都自己做，一百岁了，晚上起来起夜，也从来不叫人。
年，兄弟姐妹们都退休了，我们约定了两条规矩：一是每家每年打块钱给父亲，算是孩子们的孝心。二是，每年每家过来陪父亲两个月，六个兄弟姐妹，一年正好轮一圈。
父亲希望我最好一分钟也不要离开，所以不管谁家值班，我每年大概有八到十个月在父亲身边。
我把父亲的卧室装修成一个套间，轮到谁值班，谁就睡外间，平时我睡。
年1月，父亲立下遗嘱，一一交代身后事。
年8月，医院。
从年11月到年2月，一百二十天，我一步都没有离开父亲。每天抄《千字文》，一天抄一遍，抄了12万字。
13父亲遗嘱第二条给孩子们的交代
年4月份，秘书把父亲的工资交给我。
我跟父亲说，你不能在家里放钱，不然我说不清楚。
他说我没钱，都捐了。我说还是回家看看吧。他说好吧，那我回家看看。
回到家，父亲打开一个柜子，里面有一个黑包。
我从来不碰他的柜子，也没见过这个黑包。
父亲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打开一看，全是钱，一捆一捆的现钞。
我傻了，这是什么钱，这么多？
我想起父亲年交给我保管的《遗嘱》，其中之二，是给孩子们的交代：
“这些年每个孩子每年给我块钱，我都存起来了。你们都是普通人，生活也不宽裕，我走了，你们也都老了，所以每个人给十万。秘书小傅陪了我三十多年，从十几岁跟我到五十多岁，他也是我的家人，给他十万。一共七十万。”
父亲一生不欠谁，连子女也不欠。把能捐的都捐了，让自己走得清清净净，轻轻松松。
我们兄弟姐妹六个坐一起，不胜唏嘘，老爷子一辈子不欠人。他也是这么教育我们的。父亲晚年虽然话不多，他一生的行为，就是不言之教。
我是老五，今年也67岁了，兄弟姐妹们都是老头老太太了。
值得告慰父亲的是，我们大家生活都还好，过平常人的生活，简朴的生活。很安心。有能力，就去助人。
父亲有一次和我说：“我对你们很放心。本本分分过你们能过的日子，这样心安理得。”
年5月，父亲在家中14风吹不熄，磊落始终
年1月18日，父亲消化道出血，咳嗽咖啡色液体。晚上9点多开始呕吐，失去意识。
1月19日早上8点16分，父亲安静地走了。
江南的冬季，潮湿寒冷，医院陪父亲。
那几天，杭州冬雨绵绵。看着窗外，我想起冬天，全国学大寨，学习解放军，我11岁。
有一个礼拜六，我从学校回到家。哥哥姐姐放学了，爸爸妈妈还没下班。我想，学解放军怎么学呢，解放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，我就学解放军徒步行军吧。
我跟小我一岁的弟弟说，我们两个行军去吧，我们就走了。
身上一分钱没有，饿着肚子，没吃没喝，在呼呼的寒风中，我和弟弟从人民大会堂附近，一路往十三陵方向走。一直走到出了城没有灯，也看不到人，越走越害怕。
从下午五六点一直走到晚上十二点。听到驴叫声，我说好像有狼，弟弟说他会爬树，我想了想我还不会爬树。
爸爸妈妈下班回来，发现两个小的没在家，一问，学解放军行军去了，吓坏了。
大哥知道我们往哪个方向走，骑个自行车赶紧追我们，还真追上了。大哥用自行车前面一个后面一个，把我们带回家。
第二天醒来，窗外白茫茫一片，外面下了一夜的雪。
从小，我就努力想做一个乖巧听话的儿子。这是我最让父母操心的一次。
母亲走的时候，父亲才63岁。他心中的苦，是子女无法慰籍的。
父亲晚年所有的心血都投入教育，以及弘扬中华茶文化，推广健康的茶饮。
父亲走了，我这个儿子，还得继续做下去。
父亲的客厅里，挂着一幅字，是他的新四军战友邵宇写的《红烛》。
邵宇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，辽宁人，比父亲小一岁。
他们都很敬重周总理，有一次两个人谈起周总理的时候，邵老写了这幅字。
这幅字一直挂在父亲背后：
心线正直，表里通红；
浑身是火，一生光明；
风吹不熄，磊落始终。
做“王家扬先生百岁纪念茶”的时候，我把这首诗拆开，每饼茶上印一句，加上邵宇老爷子画的红烛，拼起来，就是这幅字。
这首诗，也是父亲一生的写照。同时也是父亲，留给我们后代的教诲。
丑丑说:付出和爱，才是人间大智慧
年，王家扬先生创办浙江省第一所民办大学：浙江树人大学。
经费困难，师资短缺，他到处奔波筹款。拿出自己个人的钱设立奖学基金。
第一期招生不到百人，只有两个教室两个班，教室和桌椅板凳是到杭州电子工业学院借来的。他请来六位大学校长当老师，而且都不拿一分钱。
他深知，只有发展教育，国家才有希望。不管是他一手创办的树人大学，还是家乡宁海的教育，他都倾尽所有，全力支持。
年10月，首届“国际茶文化研讨会”在杭州举行，王家扬先生致开幕词，认定“茶为国饮”，提出“天下茶人是一家”。
年，“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”经民政部批准成立。王家扬先生任会长。
王家扬老先生在世界“茶”圈，备受尊重。他把世界爱茶人都联合在一起，推广正道茶文化。
年10月12日，“世界茶联合会”在香港特区成立。88高龄的王家扬先生，和韩国茶人联合会理事长朴权钦先生一起，被大家推选为“世界茶联合会”名誉会长。
世界茶联合会，主要办一件事：国际名茶评比。没有政府拨款、也没什么公司或机构赞助，也没有专职人员，大家都当公益在做。
王家扬老先生一生，如春蚕吐丝，呕心沥血。
现在，王家扬老先生驾鹤西去，他的儿子王小宁老师继续为此在奉献。
王小宁老师带我去参观父亲的家。
屋里的装修很普通，好些地方墙皮已经剥落。
王老先生的卧室，还保持他离开前的样子。陈设简单，家具很少，老旧得让我有些吃惊。
一张很小的书桌，一张一米二的床，两张椅子油漆都已经磨掉了，一付饱经沧桑的模样。
王小宁老师解释，这些家具，是年父亲从北京调到杭州，从北京带过来的。四十多年了，父亲一直在用。
那张普通的旧沙发，我曾经在照片里看到过。王家扬老先生，坐在这张沙发上，接待一批批来看望他的客人。暗红色的茶几，磨得光亮圆润，那是岁月的包浆。
王家扬老先生的一生如蜡炬燃烧，温暖和照亮周遭，却不给任何人添麻烦。
散尽毕生积蓄，不留子女一分钱。只留下，他用超过一个世纪的生命，写就的关于爱的华章。
斯人已逝，余温绵长。付出和爱，才是人间大智慧。
他的儿子王小宁，跟随父亲的脚步，亦步亦趋，长途跋涉，不畏艰难。
关心教育，推广茶文化，如父亲般全力以赴，倾尽所有。
事了拂衣去，深藏功与名。
简简单单，干干净净，只留孩童般赤诚的一颗心。
我和王小宁老师